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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问题方面,孙承宗的确是不如朱由校,不,这个称谓应该是包括原来的朱由校。这个问题在多处均有体现,首先是对袁崇焕的信任上,原朱由校就一直不怎么信,而孙承宗就毫无保留的信。
比如说,袁崇焕上疏说在关外依靠修城屯田就可以让后金投降,天启接到奏疏后批示道:“作何给授,使军民不相妨?作何分拨,使农战不偏废?作何演练,使农隙皆兵?作何更番,使营伍皆农?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马?作何收保,不致资盗粮?一切事宜,该抚悉心区处具奏。这本内说,奴子不降,必定成擒,诸臣诸不乐闻。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蹈实而做,需时而动。正也,奇在其中矣。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
这一连串的问话,显示出了原朱由校的睿智,并不是袁崇焕这个大忽悠能忽悠了的。话的意思就是是告诫袁崇焕老老实实做好实事,少搞一些大言不惭的把戏。屯田是孙承宗提出的,所以袁崇焕如此上奏,两者之间可见高低。
其次是对于战略防御的把握,孙承宗不如原朱由校。
比如说毛文龙根据自己的情报和推测就曾上过的一份奏折说,建奴有跟蒙古人勾结,估计有可能从喜峰口入关,天启接到塘报后批示是:
“上谕内阁,朕览登莱巡抚塘报,准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揭前事。为屡获活夷,斩首级,得获鞑马夷器等件。虽功微小,实挫贼锋。其复辽之基,端在斯乎。朕心岂不嘉悦。外呈称奴酋与亲信奸人李茂隆等,昼夜商议,欲以贿买西虏,更换旗帜,借路潘家口等处,进攻谋逆。朕思奴酋所谋,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倘以假道长驱,为害非浅,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卿等传示兵部,作速马上差人前传与枢辅,总督镇巡,当详计塘报,作何料理?作何策应?筹度周全,务保无虞。其沿途各路,并东征将士,俱要仔细防御,谨慎备尝。及各隘口守把将官,都要昼夜不时防守。还仔细盘诘进贡出入进攻夷人,其中恐有奸细夹带情形。仍传户工二部,并专督辽饷等官,详确毛帅,如果缺粮乏器真情,并拨船及应用器械,一并速发解军前应用,不得迟滞,有误军机,责有所归。特谕。”
这里就有对毛文龙的肯定,对于建奴扣关小动作的防范。
然而孙承宗却看不出这份塘报里面的可行研究性,对潜伏的危险无法预计,孙承宗说道:“奴狡而计稳,必不出此。又恐关城谓虏由他道,便可缓防,以为声东击西之计。”
事实证明,崇祯二年,皇太极的确率军从喜峰口入关,由此可以看出,天启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比孙承宗更加老练的多。而现任朱由校虽然军事上小白了点,但没吃过猪肉还是见过猪跑的。对于战争的理解高度比孙承宗还是高了一点。
正是因为自己被朱由校所救,朱由校和袁可立几次三番的大捷,而现在却要自己毁掉自己的心血,这心里当然的不太好受。不说辽将们是否真心的‘投降’,就说是真的,也愿意接受皇上的安排,但关外那些他曾经亲自指挥的屯田、军堡都要扔给建奴,这让他如何不心疼呢?
做为皇上的重要智囊对于皇上的战略意图的把握当然是到位的,对于周边各个政权的态度也是明确的,对于皇上对于各个军团的不满也是知之甚详的。孙承宗对这些都懂,而且实践也证明了皇上的英明神武。把此事交由自己之手而不是假手他人,让自己能够有个善始善终,这样保全自己的名节。若真正不启用自己,最后让别人全盘否定,搞个盖棺定论,说自己就是一个庸才,放着建奴不抗不杀,天天在哪里劳米伤财搞那没用的军堡,屯那些根本收不上来的屯田,养活那些全部都是汉奸的丘八爷、、、、、、那样自己这一世英名就毁于一旦了。
自己当然感激皇上的用心良苦,大同一败,自己也就已经有些心灰意冷了。(天地良心,朱由校做此决定的时候就是因为兵部是管这一块的,就交给了孙承宗,哪里想过如此之多如今也就是皇上身边体已的人不多,和自己比较亲,自己这把老骨头还有忠心向着皇上的,能帮他几年是几年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