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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上缴赋税,县衙的衙役、税丁,和龟孙子差不多,生怕不小心,得罪了那个有势力的商贾,丢掉饭碗是小事情,进入大牢就冤枉了,反正收不上来税赋,责任在县衙,他们也没有多少的办法。
王道直上任之后,曾经想着改变这种状况,可惜作用不大,上下都是阳奉阴违,这牵涉到了众多官员的利益,谁会支持啊。
最大的问题,是官员的俸禄实在太低了。
王道直身为正三品的府尹,每年的俸禄,也不过是二百多两银子,如果没有几千两甚至是上万两的常例银子维持,估计吃饭都是问题了。
常例银子从哪里来啊,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还不是依靠着商贾、下级官员的诡。
至于说常例银子的多少,与职权是直接挂钩的,比如说南京礼部、工部、刑部、都察院等部门的官员,常例少得可怜,就是正三品的侍郎,每年能够有千两银子的常例,很了不起了。反观正六品的京畿知县,常例银子,不会少于他这个府尹。
南京官员的两极分化情况,非常的严重,富得流油的官员有,穷的生活难以为继的官员,也是不少的,任何一任的应天府府尹,刚开始上任的时候,都是想着改变这种情况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适应了,承认了差距的存在。
富裕的官员,手里有权力,权力能够变成银子,肥上添膘,没有权力的官员,想方设法巴结上级,结交商贾,从中得到银子,至于说朝廷应该征收的赋税,那不是自己的事情,没有谁真正的关心。
这样的恶性循环,最大限度的保护了大地主、大商贾的利益,吃亏的,还是农民和小商户,朝廷的赋税,根本不能够征收齐全,有些县,甚至一两银子都不缴纳,这在富裕的南直隶,看似不可想象,其实普遍存在。
京畿的知县,没有乎寻常的协调能力,根本不能够开展工作,上面有那么多的菩萨,随便谁说一句话,你都是要听的,不然你坐不住,也坐不稳,到头来吃亏了,还没有地方诉苦,人家要笑你,不识时务。
王道直觉得,苏天成虽然是殿试榜眼,虽然写出来了那么多惊艳的诗句,但毕竟年轻,不过十九岁,还不及弱冠之年,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从政经验,皇上为什么将苏天成排到了江宁县来,这里面的道理,确实值得琢磨。
难道说着放权的意思,就是要苏天成来征收赋税的,来改变这种恶性循环的。
想到这里,王道直叹了一口气。
皇上派如此年轻的苏天成前来,如果是想着改变南直隶的情况,那是用人不当,苏天成没有背景,至少在南直隶,没有深厚的支持,怎么可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应天府府尹都撼不动的关系网,区区一个江宁县知县,恐怕是炮灰都算不上。
苏天成可没有想到这么多。
郑克友确实灵活,前往江宁县县衙的路上,他就在介绍情况了。
江宁县县衙,距离顺天府衙门有六里地,在南厩的北部位置,辖区是很大的,整个的南厩,也就是上元县和江宁县,六部以及应天府所在地,都在上元县,南京京营的两个大营,都在江宁县。
上元县,颇有些政治中心的味道,而江宁县,有些经济中心的味道。
江宁县一共有书吏编制一百一十七人,其中司吏三十七人,典吏四十二人,余下都是书办。至于说衙役数量,过千人了。
郑克友的意思,苏天成是明白的,在上元县,知县灵活了,升官是较为容易的,而在江宁县,知县灵活了,捞银子是小事情。
至于说到书吏的编制,司吏和典吏的人数是固定的,这就好比是几百年后的县里的局长和副局长,上面有着固定的编制,但书办就不好说了,可多可少,有些书办,上面有名册,有些书办,县衙掌握就可以了。
衙役的数量,根据县里的实际情况来,偌大的江宁县,又是京畿之地,治安任务是很重的,依靠巡检司衙门,不是很现实,必须要扩大衙役的队伍,再说了,征缴赋税,也是衙役的任务,县衙的司吏、典吏和书办,多半是不会亲自去做的。
有意思的是,书吏都是有俸禄的,衙役没有俸禄,依靠着可怜的补助生活。
一句话,书吏是国家的正式工作人员,衙役是临时工,苦事累事都是临时工去做的,出现了问题,也是临时工承担责任的,这样的态势,延续到几百年之后,都是差不多的,没有多大的稀奇,要怪就怪自己的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