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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人认为我要调到文化馆去。当时我去了。
但是，现实给我的打击是如此的巨大！我一到文化馆，就接连写出了两部中篇小说，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初出茅庐》和《斯文扫地》，接连发表在《广西文学》的1994年第八期和第十二期的头条，并被杂志当成所谓的文坛新星隆重推出。但姐姐的工作却解决不了。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文化馆游乐场的那块空地，被房地产商人看中，准备搞开发了。那是一块公益用地，是全县人民集中休闲的地方，但政府却要无偿地给商人开发，建一座28层的“天元大厦”。这个事件，在1995年的影响和争论是如此的巨大，可以说是空前的，很多部门比如土地、规划、文化等部门的负责人，政府官员纷纷出面阻拦，并在会议上争论得相当白热化，有官员甚至被撤职，但没能顶住最主要领导的长官意志，还是开发了。那时候的********，后来上调到柳州地委副书记，因受贿，被判刑，所以在朱枸的“不亦快哉”里，就有一条，叫做“闻柳州地委廖副书记被双规，被判刑，不亦快哉”！
那是1994年年底到1995年的事，那时候的报纸和电视都在吹嘘这座楼是“桂东第一楼”，但这个“楼”字在白话的读音上跟“陋”字一样，所以，整县城的人都知道，那叫做“桂东第一陋”在我们哪儿，“陋”，又叫“陋中”，是“相当糟糕”的意思。比如你说这人品德很差，就可以说“这人很陋中”；这件东西很次，也可以说是“这东西很陋中”；办事情办得不好。办砸了，可是说“这事办陋中了”。这栋楼也确实很“陋”，不知是什么原因，建到现在也没建起来，至今也只有四层，成为县（现在叫市了）的一处最令人感慨的地方。甚至当有领导一意孤行要搞什么项目的时候，人们就会告诫他：你不要那么头脑发热，你要看看“天元大厦”的结局！
那都是题外话了。姐姐的工作没能解决，我心灰意冷，心里充满了愤怒。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姐姐，没能帮她找到一份适合她的工作。更令人愤怒的是，那时候的文化系统还是不断地进了不少人，转了不少的合同工和干部，还入了编制，都说是上面领导压下来的，下面不得不解决。那种郁闷无处诉说，说了也没用，那段时间是喝酒最放纵的时候，经常喝得大醉，一睡不起。文化局的领导为了照顾我的情绪，给了一个文化馆副馆长的职务。也同时激起我的另一个理想，当个官僚，当了官，什么事情都好办了。那时候，我想到乡下当个官当当，很多同年龄的人都已经下去了，说是挂职，但一直没有人找过我。后来一个在县委的朋友告诉我，你想下去，那不是很容易的事，找一个常委，送一两万块钱就行了。朱枸当时女儿又小，正等着钱用，债务都没还清，要我拿一两万块钱买官，那怎么可能呢？
1997年，文化馆馆长在空缺几个月后，被拿出来公开竞选。总共有六个人报了名，通过笔试、面试、公开演讲和组织考核后，我最终获选。但还没上任，就有领导跟我说，你能当上馆长，跟某个领导的关照是分不开的，你要感谢他，不然你以后的工作不好做的。我开始惶恐了，生怕得罪了那领导，于是在别人的牵线下，我请那领导去歌舞厅，并借了三千块钱送给他，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送厚礼”。那时候，我还天真地料定领导不会收的，但他居然神色自若地收了下来，将我信封放在口袋里，还勉励我好好工作——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人，他昨天在会上还说要反腐倡廉呢！说起这位领导，我去年10月份还采访过他，他已经是市某局局长，正处级（听说最近被抓了），当然他也不会记得我了，才送那么区区三千块钱，那是那么久远的事情了（如果纪检部门来追查这事，朱枸倒是可以配合你们调查，但你千万不要把我当行贿者抓起来，我也是迫不得已的啊，我借的笔钱现在还没还给人家呢）。他还是在我前面大谈廉政、领导人格魅力，我当时真想吐。
说实在的，做为一名**员，我不知道是该信组织上对我说的，还是该相信我自己的判断。组织上说，绝大部分的领导都是纯洁的，但是我的感觉倒好像是相反的。在我傻傻的想法中，想当官的人肯定有他的理由的：有的希望有人给他送钱，有的希望能光宗耀祖，有的希望能财色兼收。也许也会有不食人间烟火的，他只有一个念头，想为人民服务，不过我至今都没有遇到、至今也不相信、也永远不相信会有那样的人。有一天，我们几个记者一起打牌，大家开玩笑说：究竟当县长的，会有没有真正没收受过别人的贿赂的呢？大家都说，打死我也不相信有10%。我们都不是当事人，又没当过县长，所以都不好说。福建省政和县********丁仰宁说，升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我觉得这是对的，他比较符合人的本性。
我一直有这么一个特傻的念头，******的时候，如果要查贪官收贿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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