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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就到外面打工了，据说挣得比我多得多了，有好几户人家，就用挣得的钱，在镇里或者市内买了房子，日子过得很是滋润。也让我介怀。
我家兄妹六个，我排倒数第二。还有两个姐姐在很小时候就因病去世了（玉妙姐也在40多岁早逝）。以至等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在他的灵前吃饭，还要另外多摆两副餐具给她们。五六个孩子在生产队时代是非常吃力的，单是吃口粮就够累了。好在父亲当时是大队的一个会计，后来又替公社信用社干了好几年活，公鸡头上一块肉——大小都是一个官（冠），所以生活上还是勉强过得去。小时候印象很深的是，夜里家中总是很热闹的，父亲的房间里算盘噼啪直响，人来人往。由于八字的原因，我们兄弟姐妹都叫父母亲为“三叔”、“三婶”，这在我们村是很普遍的，几乎没有人直接喊爸妈的。据说是四岁的时候，由于我体弱多病，被过继给我的一个十四公当孙子，他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虽说是过继，但实际上我还是跟家里面的人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到最后，连我的十四公也跟我们一起吃了，直到他去世。
母亲小父亲10岁，一台花轿将她抬到村里的时候只有十来岁，20岁就生我大姐，大姐很瘦小，母亲说她生下来的时候像只猫一样大小，她在家里帮到近30岁才出嫁，是我送她出门的，她嫁给一个农民，后来自学成才当了当地比较有名的医生，但极好赌，我们再三规劝，无法，在这里请教高人。大姐育有四个儿子一女，四个考上了学校。在我困难的时候，她偷偷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包括自己的电视机都是她借钱买的。三姐（二姐和四姐是五叔的女儿）读过几年卫校，但命运多舛，仍是农民，嫁给一个农民，育有两子两女，大儿子2006年高分考上中央民族大学，我觉得挺骄傲的，亲自送他去北京。2013年女儿也考上这所大学，可惜我已经无法亲自送她去北京了。七姐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个人，她为我和弟弟的学业吃尽了不少的苦，我难以忘怀，一直想报答她，一直到她去世却无法报答，我会在以后的篇幅中提到她。大哥高中毕业后在村里干了几年农活，后适逢招工，到一个叫梧州的城市当了一名建筑工人，在这个以歧视乡下人著称的城市，他拿着10元钱出去，吃尽了不少的苦头。但他自学成才，逐渐成为一个专业技术人员。他能跳出农门，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精神动力，我和弟弟读书的钱，都是他跟七姐两人想方设法解决的。弟弟考上一间警察学校，至今还在劳教系统当一名普通的警察。
回望故乡和往事，它在我的记忆中逐渐清晰。其实，故乡，不论你走得多么远，它总有一根无形的线，牵着你的心，走得越远，离得越久，拉得越紧。即使现在，我闭上眼睛，就能看到那条窄窄的村道，上面缀满了青苔；在祖屋的门槛上，布满了刀痕；村口那两株黄皮树和几株龙眼树，终年保持着苍翠的颜色；村口那张池塘，流水淙淙，鱼儿在水草上游荡；几条黄狗，或者黑狗，时常在村头打磕睡。清晨或黄昏，几条老牛“咩咩”叫着，从村道上缓缓走过，几条炊烟竖在村子的上空。而在村边的田野里，四季变幻着颜色，不变的只有青山的容颜；在纸作坊里，水车飞转，一幅幅金黄的土纸晾晒在高高的竹竿上，在风中，是泥土和一股泡制竹子的浓烈气味——现在已经没有了，我深深的怀念它。
2014年劳动节期间，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故乡已经面目全非，但我依然激动异常。”故乡，就像母亲的手掌，虽温暖，却很小很窄。它遮不了风雨，挡不住光阴，给你的只是一些缠绵的回忆，一点儿小抚慰；最终你不从那爿手掌上走下来，也会从上面跌下来，走向或滑向平阔的地方。这是一种尴尬，一种无奈，却是一种必然。”在《故乡滋味》中，作者凸凹的感叹，自此深有体会。
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下里巴人，对出身的地址是很在乎的。就等于韶山冲对于毛*泽*东。所以人们常称呼温*家*宝为“小巷总理”。看来算命的“一屋宅二命运三风水”之说也有道理，出身的人接触地气不同，是故运命不同。我怎么会出身在这个地方呢？这在我后面的《新出身论》等文均有阐述。
话说几个东北的少年犯，在犯事之前想给父母写封信，可是万语千言不知道从何说起，加上读书不多，写信就更难为他了。其中一个只好把任贤齐的《任逍遥》抄几遍给母亲寄去。这首歌词说什么呢？我从网上抄了下来：让我悲也好，让我悔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苦也好，让我累也好/随风飘地任逍遥/英雄不怕出身太淡薄/有志气高哪儿天也骄傲/就为一个缘字情难了/一生一世想捕捕不牢/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让我天天看到她的笑/让我醉也好，让我睡也好/把愁情烦事都忘了……著名的电影导演贾樟柯认为是“英雄不怕出身太淡薄”这一句。我认为是对的。但是，应该还有一句：让我悲也好，让我悔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