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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县令今天早上一口气审了三个案子，鸡毛蒜皮的事情里偏偏还有点含金量，也最能体现出一个县令的水平，他们并不像命案一样，事实清楚，有法可依，主审的县令必须按照情、理、法三重原则来自由发挥。
发挥的好，上司什么也不说，若是发挥的不好，就会被认为是无能之辈，年终考绩之中会记上一笔，所以很多明朝的县官最重视的往往不是大案要案而是这种鸡毛蒜皮的小案子，这玩儿对维护社会安定用处不大，但对升迁很有用。
这种案子，往往也是体现一个刑名师爷重要性的关键之处。因为很多县令并非科甲出身，文化水平未免有些低，难以把握情、理、法的度量，判案子只凭一时好恶，遇到疑难就会请教师爷，所以表面上是大人在断案，其实是师爷的意思，而且最后给上级的报告也是他们写成。要不怎么说，一个知府的师爷，一年的灰色收入可以超过两千两银子呢。
自从钱师爷垮台之后，郭县令就没有师爷了，这也是他一个很苦恼的地方。
比如说今天的三个案子，第一个案子是文衙弄的王婆子领着一大群乡亲，状告一个叫胡八柳的偷鸡贼，这个胡八柳为人小气嘴馋爱贪小便宜，从小就喜欢偷鸡摸狗，后来又染上了赌博的毛病，吃了上顿没下顿，营养跟不上。
于是胡八柳就经常头邻居家的鸡，他也没有固定的偷谁，总之看见谁家方便就摸一把，摸来了就拔毛宰杀开吃，开始的时候，邻居丢了鸡都莫名其妙，但时间长了，大家就发觉可能是他做的案，终于有一次被王婆子住了个现行。
胡八柳偷鸡偷出了技巧，他用竹子编织的蚂蚱去逗引鸡，后面拴着一根细绳子，鸡伸出嘴一啄，竹蚂蚱到了嘴里顿时卡在嗓子眼儿，吐了吐不出来，吃了吃不进去，他就拉着绳子把鸡给捉住抓走了。
附近的邻居先后丢了十只下蛋母鸡，算得上损失惨重，而且证据确凿，胡八柳也是当堂认罪，所以郭县令判他赔偿邻居们的损失，可是胡八柳赔不起，于是郭县令改判，因为情节不够严重，够不上’笞仗枷号’，更别提徒刑，所以判处他张嘴二十，然后找了二十斤鸡毛，做了一件毛衣，穿在身上，大热天的站在大街上示众三天。
其实这种别出心裁的自由发挥还不如直接打板子比较好，胡八柳三伏天穿毛衣若是中了暑，没准这条命也就送了，那也是活该，没人管。
第二个案子是家庭纠纷，横塘镇姓唐的一家自称是唐寅的嫡系后代，原先住在苏州桃花坞，后来在嘉靖爷的时候，随着祖先唐伯虎的陵墓搬迁到了横塘镇东北的一座小村子里，时代为祖先守墓，具体也未必可考。
唐家有三兄弟，共同分了已故老人的两亩地，约好每人是九斗（九分），可是唐大跑到公堂上来状告另外的两个兄弟，声称他们并非自己的亲兄弟，是属于两名赘婿，所以自己要多分一点。
郭县令问他：“你为什么要多分一点？”
唐大说道：“那年花期刚过，美人蕉的残瓣铺了一地，邻家的炊烟袅袅拂过，更显得此间寂寥——”
郭县令啪的拍了惊堂木，骂道：“唐大，有话直说，小心我揍你！”唐大立即就老实了：“我爹拉着我的手说，你是我的亲儿子，我是你的亲爸爸，剩下的两个是假儿子，我也不是他们的真爸爸，所以以后分家你要多分一份！”
“别以为自己会说两句文言文就是唐伯虎的后代了，你那个身份还有待于确认，下面本官问你什么，你就给我直接说。”郭县令翻了个白眼，问：“你刚才说的那些死无对证，本官给你做不了主，现在本官问你，你到底打算怎么分？”
“很简单，我爹前几年开荒，家里的地早就不是两亩，最少多出来五分地，我要求这五分地全都归我，赘婿靠边站！”
郭县令问两名赘婿，结果两人全都不同意，坚持平分。
唐大说：“嫡子有理！”赘婿说：“入赘改姓！”
既然调解不成，郭县令在律法之中也找不出与本案符合的明文规定，于是当即宣判：“唐大无理取闹，证据不足，维持现状，关于你爹说的那些话，你要是把你爹找来，本官立即给你改判，否则就这样了。”
唐家三兄弟走了以后，郭县令又犯难了，老百姓好调理，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嘴巴一张就有法律效力，可是上司不好糊弄，在报告中，他必须把自己根据情理法断案的理由和心得写出来，于是斟酌了有三炷香的光景，这样写道：“夫嫡子与异性旁宗，平分产业，非情理之中。但事情已成定局，死者已矣，不可追兮。只有禁止其未来，不能追究其以往，这是唯一解决争端的办法。”
于是结案之后，他又让人写了一封告示，申明：“日后在吴县境内，财产分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嫡庶有别，否则县衙不予承认！”因为四书五经里面最重视的就是礼仪伦常，所以他必须强调嫡庶有别，况且他听说当今太子对这玩意也挺敏感的，可不敢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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