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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的目的是为了让百姓能够买得起产品，那么原本值五块的，现在三块就卖了。这就等于是赔钱了。
“怎么会赔钱呢？这就是新制度下的优势了。我们财政是一体的，有些项目是赔钱了，但是有些项目是赚到钱了。只要维持一个财政均衡，例如我们根据地年初发行了一百万元的人民币，到了年底，我们把这一百万元人民币回笼了。我们也不欠人民的，人民也不欠我们的。但是原本荒芜的土地上有了建成了不少新的作坊，种了不少的树，而且我们还剩余了一大批产品。在这一年里头，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了很多，那我们整体上是大大的赚到了啊。”
这个概念有点难懂，严复想了好一阵，突然恍然大悟。“怪不得我原先没有想明白，原来如此。我还是觉得金银到了手里才算是盈余，却忘记了，百姓生活提高才是革命的目的。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我们的财政盈余不是百姓生活的提高，而是建成的那些工厂，以及盈余出来的这些产品上。现在根据地不是凤台一地，其他新的根据地同样需要生活用品，百姓们没钱没粮。这些盈余的产品正好可以用在其他新根据地里头。这样，人民币的发行量更大，一方面能够确保新制度的推行，而且可以交换回更多的劳动力。也能干办更多的事情。这就如同滚雪球一样，我们用人民币购买劳动力，百姓们用人民币购买廉价生活用品。于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的产品产量也增加了。新制度也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看严复连连点头的模样，陈克有跟了一句，“人民币本来只是一个纸做的钞票，本身毫无用处。只有人民币能够换取劳动力与商品的时候，这钞票才有意义。这就是《资本论》里面所讲的一般等价物的意义所在。我们只要能够在确保财政平衡，那么多余出来的一切产品都是我们的盈利。”
严复毕竟是严复，虽然觉得不胜欣喜，但是他也没有得意忘形。严复接着问了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问题，“但是这么不断扩大生产，总是有一个极限吧。”
“严先生说的一点没错，我们的根据地某些产品必然短期内就到达了极限。长期内，所有产品都会遇到生产极限问题。那么既然我们能够确保财政平衡，那么就可以用极为廉价的价格在根据地外进行倾销。每赚到一文钱，都是我们的盈利。换取到我们根据地内不能生产，但是我们又非常需要的产品，这都是我们的盈利。”
“这听起来怎么和外国人一样？”严复有些疑惑的问道。
“外国在中国的商品倾销也是这样，不过他们的倾销远比不了我们。外国是企业倾销，每家企业目的好歹都是要赚钱的。外国是某家企业的倾销，产品还是比较单一的。而我们是政府领导下的国有企业联合倾销行为，因为我们内部有一个整体核算。所以倾销起来更加肆无忌惮，无孔不入。”
陈克的回答让严复无言以对。一开始的时候，听陈克讲财政问题好歹还有些温情脉脉的味道，但是当财政问题上升到越来越高的层面，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的时候，讨论不知不觉之间就变得冷酷无情起来。严复是知道外国商品在中国倾销导致的结果，那是直接让中国作坊破产，经济混乱。而根据地的倾销无疑会让根据地之外的地区发生同样的问题。思想前后，严复发现自己丝毫没有内疚感。如果根据地商品的倾销导致了这种混乱局面，那其他地区大可通过加入革命队伍来解决这个矛盾。
“严先生，我们根据地近期的经济绝对会有极大的提升，最大原因就是制度的变化。中国农村现在的最大问题就是隐形失业。大家除了种地之外，根本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新制度下，人民平均的拥有了土地，而且通过铲除中间的食利阶层，政府直接调动人民的劳动力，这让就业率极大的提高。劳动力也能够被有效的利用起来。而且我们根据地提倡男女平等，男女平等不仅仅是那几亩地。男女平等首先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我们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男女平等。而男女平等在经济上的体现就是，我们向女性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女性除了有地之外，还能赚钱。再加上制度上的扶植，推行了新的《婚姻法》之后，女性可以要求离婚。而且不用经过婆家的同意，政府同意就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还敢歧视女性，欺负女性？女性们受不了欺负，离婚就行了。女性们靠自己能养活自己，有国家来保护女性的人身自由，女性们不用靠男人活着。这首先就是解放人民。其次，女性们也会加入劳动大军。无形中就提高了我们能够调动的劳动力。”
政治和经济的结合，从来都是残酷无情的。严复沉默的看着侃侃而谈的陈克，热情洋溢的革命家与冷酷无情的执政者，这两种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形象奇特的结合在一起，然后构成了陈克这个人。陈克不仅仅能从道德的高度上去构架一个政治理念，更能用极为现实的手段去保证这种理念的执行。陈克这个年轻人到底是热情的还是冷酷的，严复有些分辨不清。但是严复知道的是，陈克有着绝对的信心与坚定不移的态度。而陈克拥有的才具，这是这个时代的中国其他政治家们绝对无法比拟的。严复同样支持提高妇女地位，他也有过一些设想，但是与陈克设计的思路相比，严复无论在气量上或者在可行性上都相差甚远。
陈克没有注意到严复的表情，此时他也说的有些来了兴头，“为了保证这种解放不会被扭曲，为了保证女性不会被孩子捆绑在家里头。我们要大力兴办教育。从托儿所到小学，我们都要办。一方面，我们解决了家庭的压力，另一方面，我们也把孩子置于我们的教育体系内，从小就开始教育新中国的下一代。在这方面，严部长您就要受累了。”
“哦？文青对儿童教育有什么高见？”严复勉强答道。
“不是儿童教育，而是国民教育。我觉得幼儿园从三岁到六岁就行了。幼儿园里头的孩子们需要接受的是常识教育。首先他们要从幼儿园就知道是地球围着太阳转。一年四季的变化，一天二十四小时。要守纪律，讲卫生。学会排队，听指挥。也都是些常识性的东西。当然了，也要通过唱歌，做游戏的时候，尽量学会拼音，能说普通话。简单的能数数就行了。总的来说，儿童这个阶段学会一些必须的常识就行了。咱们不用致力培养什么三岁能读，四岁作诗的天才出来。”
“这是自然。”严复忍不住笑道。
“小学教育则是从六岁到十一岁。当然了，现在因为没有实现普遍的教育，可以适当的放宽一些。六岁到十二岁都可以入学。年纪更大的因为不少已经参加了工作，就通过补习班的方式进行成人教育。当然了，农忙时分，孩子们也放假，参与劳动，农忙之后再开学。”
“嗯，十二岁以上的孩子，不少地方已经当作成年人看了。”严复对此也比较赞同。
“革命的两大基础，就是科学与民主。这些是我们近期要在成年人中间开始教育的。人民追求更好的生活，这种更好的生活只能通过科学与民主来实现。科学不仅仅是教育文化知识，更要培养一种世界观。这世界上没有什么神鬼，只有自然规律。孩子们还能在学校系统的接受这些理论知识的培养。但是我们在短期内必须通过一个点一个点的来通过科学争取人民的觉悟。”
“就跟我们用显微镜给百姓知道细菌是什么一样么？”严复对此事印象深刻。
“我们用玻璃瓶养植物，百姓们终于知道了各种植物的根系是什么模样么？”陈克所指的是最近的农业技术普及里头的一个重要活动。根据地不缺玻璃，新成立的农业技术部门从春天就开始用玻璃瓶种了不少植物，植物的生长中很多根系贴着玻璃瓶壁生长，各种精致细微的根系结构都能够很好的被观察到。百姓们对此很感兴趣。
“嗯。”严复不懂农业，只能大概的应承一声。
“对了，严先生，说到这个，我还得说一下财政里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的问题。短期投资，例如咱们种植了油菜。种植油菜一开始投入了劳动力。几月后，油菜收获了，榨油了。卖出油去了，就收回了成本。这个投资的周期就是几个月。但是例如炼钢，我们要选矿，要建设炼铁炉子，还有调试，这个过程很可能需要一年甚至更久。这些从事炼钢的工作人员需要支付工资，这些设备的生产或者购买，也需要工资。到了第一炉铁，第一炉钢出来。我们的成本还远没有收回。很可能到了第五年才能收回成本。这个投资的周期就是五年。”
严复已经被陈克复杂的说明弄得有些头昏脑胀了。虽然不后悔向陈克询问财政问题这件事，但是严复在询问的时候万万没想到一个财政政策居然能够牵扯到如此广泛的政治与经济问题。而且陈克明显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全盘说明。严复看着自己年轻的“弟子”，他实在是想不通陈克到底是从哪里学到如此之多的知识的。
陈克不在乎严复的想法，他认为有一个最重要问题必须对严复这个教育部长说清楚，“最长期的投资甚至不是工业。最长期的投资是教育。严先生，一个孩子如果从三岁上幼儿园。六岁上小学，十一岁上初中，十四岁上高中。到了高中毕业他就十七岁了。这就是十四年。如果这孩子高中之后上了大学，大学四年，这就是十八年。在这十八年里头，教育这个孩子的老师可能同时教育五十个人。而这个教育系统，把一个人教育出来需要十八年。在这十八年里头，这个教育系统就是一个吞金的怪兽。”
“啊？”严复从来没有这样考虑过教育系统。此时他已经完全无法从财政的角度来考虑教育系统了。
陈克问：“您现在大概能理解财政预算是个怎么回事了吧？”
“不，文青，我现在已经彻底不明白财政预算是怎么一回事了。”严复坦然承认，“咱们根据地只有半个安徽。财政若是能够真的考虑的如此周详，我们执掌天下的时候，绝对不缺财政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