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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推来推去，乐此不疲。我看着，只觉得家里有一个孩子真好，能够解除一切寂寞和隐苦，对于年轻守寡的大嫂如是，对于心如古井的我亦如是。时间久了，我便自然而然的习惯了这样的慢和静——无论生活，还是生意，虽然皆是死水，但是却按部就班的倒换着。
在这整日被烧杀抢掠的新闻淹没的日子里，死水也是好的，是珍贵的。就像在沙漠里行走一般，哪怕是一滩污水，人也会因之而活，无则就此而死。
只可惜，这样的死水和污水似的日子也不能长久。
多日没有收到方云笙的电报，我不由得心生奇怪。本以为是战乱阻隔，结果到了月末的时候，方云笙那边仍然没有发来生意方面的讯息。按月汇报情况是王家茶庄的惯例，他一向是一个按时守约、一丝不苟的人，绝对不会有如此疏漏。如果中途阻断，而没有得到我这边的回信，他也一定会及时补发电报的。
现在，已经晚了四天，我不由得担心起来：难道方云笙在东南亚那边遇到什么麻烦了？
果然，数日之后，跟着方云笙一起去东南亚的副手李文龙发来电报说，方云笙在印度尼西亚的棉兰遭遇当地地头蛇的刁难，被打伤了，连同几个伙计一起关进了监狱；当地的三家茶庄也地方政府被封了。他本人正在回国的途中。
我听了，大吃一惊。还没来得及反应，方文氏不知从哪里听到了风声，惊慌失色的来找我询问方云笙的情况。我以为她接到了什么信息，甚是惊讶——但想想也不大可能，任何一个伙计都不可能随随便便给她报信的。
原来，她是听说日本人在东南亚大搞屠杀政策，担心方云笙的生命安危而来的。我暗暗舒了一口气，便说她许是听错了，那样的消息可能是发生在马来西亚的什么地方——因为那里的日本人正在欧美国家激烈交战。而在印度尼西亚一带，日本人一直推行笼络当地上层贵族的政策，并没有进行大规模屠杀抢掠，由此，才把方文氏稍稍稳住。
“可是，云笙已经有一个多月都没有给家里来信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据我所知，一般情况下，方云笙给王家公馆寄电报的同时也会给家里寄一封信，报个平安。现在，连信都没有寄来，应该是如李文龙所说，方云笙陷入狱中，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不过，我没有告诉他李文龙回来的事情，也没有提及其他，以免她为此更加忧虑，万一想不开，如何向方云笙交待？
于是，我只好劝她如今战事吃紧，连电报都常常发不到，何况信件。中途遗失也是难免的。
其实，我内心深处的担心并不亚于她，只是凡事不能慌张，更不能声张。一旦不小心将王氏茶庄在东南亚被查封的消息传播开来，对于其他地方的生意绝没有任何好处。说不定还会因此遭到日本人的“特别关注”，再按上一个什么与印尼通敌的罪名，那就更加棘手了。
为此，我固然难免心烦意乱，却还是默默的思忖办法。未几日，李文龙本人也到了王公馆，将情况一字不落的介绍了一遍：原来，印度尼西亚华商甚多，本来是平安生意，王家茶庄在那边也已经步入正轨，势头向好，但不知怎的，突然就被地头蛇盯上了，也不知道幕后是不是有人主使，便借故寻衅滋事，挑起事端。方云笙也没有和他们争执，就被打了一顿，送入了狱中。当日李文龙正在外出办事，是一位当地好心的老主顾给他报的信，他才侥幸逃脱。
母亲知道此事，也甚是焦虑，问我怎么办。她其实已经猜出我可能会亲自走一趟，但是我一个女孩家，又是在如此战乱之际，她是无论如何不能放心的。我宽慰着她，私下里却早已悄悄安排下去，让几位掌柜的从沪上茶庄挑选了一个懂马来西亚语的伙计小周，打算让他以及小杨伴我同行，此前的李文龙则给我们做向导。
这件事，恐怕没法派给别人去，其时其地的决策，只有我能当机立断。如若等到别人来回通报消息，只怕方云笙生死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