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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货币，这里多少赘言几句。
三国魏晋时期，因为国家纷争，政权并立，各地竞相铸钱，铸钱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史载，当时铸的钱“堆积如丘山，市上交易，用车载钱”。当时曾经把铸钱用的原材料铁，拿出来“塞浮山堰决口”，可见当时钱币之多。当时人们的金钱思想，腐化堕落风气严重，人们贪财如命。上至统治者，下到黎民百姓，几乎都视钱财如命运。晋武帝为了贪钱而卖官，世族大家竞相捞财，达官贵人纷纷效仿。商贾尽管地位低下，但是士族大家，甚至高官贵族也兼做商业，并不因为商业是贱业而不屑为之。例如大名士王戎有许多园田，亲自拿着筹码算账，昼夜忙得不得了。
潘安在《闲居赋序》说他住在园里卖鲜鱼、蔬菜和羊酪，并收舂税（霸占碾米作坊图利），一家人生活舒适。惠帝时，石崇做荆州刺史，劫夺外国使者和商客，而成为巨富。据说他家有水碓三十余区，奴仆八百余人，一生累积珍宝、钱财、田宅不计其数。石崇因为巨富，才得以结交文人雅士，饮宴不断，人们竞相攀交。
有法律规定（《晋律》）自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钱赎罪。贪财即使犯了罪，也不一定被判死罪，而用于赎死罪的钱财可是寥寥无几，因此更加助长了贪赃枉法习气。
晋国统治阶级爱钱，贪财，生活奢侈糜烂，后世称之为“钱鬼”。而上层的行为却也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环境，几乎人们的日常交往，甚至言谈举止都离不开钱财二字，真有些走火入魔，痴迷若狂的样子。
古代用实物（谷物、布帛）作为货币交换，这种情况早就已出现，东汉时更加盛行。而三国战乱，政权不一，货币更加难以统一。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情况显得更加突出了。
吴仁义的出现，首先在两个方面做出了典范，使得一种特殊货币逐渐在原来的魏国和蜀地有了一席之地。说起来这还的归功于天然居钱庄的铺展。钱庄最为重要的自然是信誉和安全。这信誉是你必须及时为对方提供可以凭借的货物或者货币，但是在最初的时候，钱庄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货币的信誉问题。
好在魏国和后来的蜀地主要流行五铢钱，尽管这种钱币不太受人欢迎，但是总也有个依据吗。等冶铁作坊逐渐发展起来，吴仁义等人制作了一种更加美观的特殊钱币“天然居银票”，说透彻一些他并非钱币，而是一种代替钱币和实物的证明，在得到朝廷许可之后，开始发行，主要用作商人的交易。
但是问题还是存在，那就是在最终结算环节，天然居既要准备充足的货币，同时也得根据客户需要，准备充足的财货，尤其是需要建设粮仓，储存丰富的粮食布帛，作为实物结算的储备，自然是费时费力，还占用了较大空间。管理也很不方便。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吴仁义和当时的安乐公、石崇、王恺等大股东没少费心思。还是得到司马昭提示，这才采取了一个妙招：钱庄组织一个独立的体系：货物运输队伍！由此，一只大规模车马队伍形成了，不仅赚了钱，而且还为钱庄的货物储存提供了一些帮助。
等吴仁义控制了中枢，货币改革马上作为重要工作提上日程，以国库资产，联合了数百名富商大贾组成的平库银形成了。作为最大的股东，吴仁义所提供的资本几乎占了整个平库银的三成。另外国库占了一成多；安乐公与石王两首富占了两成多；其余三成左右，均摊给了其他数百名富商贵族，由此，最初的股份制银行出现了雏形，吴仁义将之定名为“国家银库”。
银库代表国家发行了第一批法定货币“大魏通宝”，分为两种：小面额的金属货币，形同五铢钱，但是更加精致轻便，主要分为圆角分三类；大面额的却是特制的纸币，面额分为十、二十、五十、百多种币值。因为纸币加入了吴仁义等人通过功法制作的一种特殊的防伪材料，一般人根本无法仿制。
同时，参照国家法定货币，朝廷特别批准“天然居钱庄”自行制作“代币券”，但是不允许作为货币流通，体面影响货币市场管理。其实不久之后，“代币券”几乎和国家发行的纸币有了同等地位，深得民间喜爱，主要是“天然居钱庄”的地位和信誉超高所致。当然，更加深层次原因，相信大家会懂得。
回头再说这绑匪竟然指定需要“天然居钱庄”的银票作为交换凭证，据吴仁义估计，对方的活动范围，或者说据点必定离着天然居钱庄所在的地区不远，尽管钱庄已经遍布大魏控制区几乎所有各大州府，同时正在向江南的原吴国地盘延伸，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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